?清朝初期，顺治当上了皇帝，上位伊始，便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步步为营，把持权柄。在政策上，实行新政新纲，这其中也借鉴了一些先朝先帝屡试屡爽的成功经验，诸如大赦天下、精兵减政、修恐水利、改良农田、减让税赋之类的成熟套路。这些新政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改善之后，反过来它也促进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与此同时，舆论宣传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嘴上喊着的，纸上印着的，墙上写着的，全都是些那样的口号：牢记先帝之遗愿；高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之旗帜；秉承继往开来、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之精神；实现国泰民安、国强民富之美好愿景……特别是这最后一句，说什么要把大清王朝建设成为一个国家富强、民众富裕、官风清廉、民风淳朴、社会和谐的全球强国。也许是那种愿景太过夸张，甚至有些前卫。就是连顺治皇帝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也觉着这愿景也太过超前、太不靠谱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句口号却让他听着还是蛮舒服的；但是他的这种舒服感却又属于感性的范畴，当皇帝还是得靠理性思维当家。顺治皇帝起初也是这么想的，也并不同意把这最后一句口号也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上来喊来抓；但他不同意并不意味着他的大臣们也不同意，大臣就是大臣，他们不仅会写，而且能编，更是能说；你方唱罢，他方上台，一个个轮番上阵，旁敲侧击，蛊惑怂恿，死磨硬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顺治寡不敌众，还是丧失了底线，甚至还包括他那一份做皇帝的威严感；最后终于落得了一个被任性的下场！就这样，这最后的一句口号也半推半就地被添加到了那些口号队列之中了。
这些政治口号象战鼓一样鼓舞了官民们的心；它的政治音效也是显而易见、立竿见影的。其一，它自上而下地调动了各级官员从政的主观能动性，活跃了官场气氛，那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使各级官员把这种执政效国、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上行下效地贯彻到了工作与基层之中；其二，它鼓动了民心，让国民对其工作与生活充满了希望。在新政策与新口号相得益彰地配合之下，新皇帝顺治正引领着大清国这艘巨舰乘风破浪、急流勇进。
八年之后，一个全新的清朝应运而生。此时的清朝，国已呈强盛之势，民皆安居乐业。社会也日渐稳定、繁荣与祥和。对于大清帝国的发展，官民是有目共睹的；对于大清帝国的进步，国人也是感同身受的。此等社会现状虽然与顺治皇帝上位时所宣传的“国家富强、民众富裕、官风清廉、民风淳朴、社会和谐的全球强国”的社会愿景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但若要是与前朝前帝相比，此段时期的社会进步却又是实实在在、明明显显的。
在江南省岳南县县城的北郊，有一所名叫岳南书院的历史名校，它是一所大得不能再大的学校；也是岳南县的一所旗舰学校；同时更是岳南县不可多得且难以复制的三大景点之一。
这些年来，岳南书院开始实行住宿制与封闭式管理了。在校学生每月只可回家一次，而老师们就不同了，他们可以天天回家，因为他们的家都安在了学校里。岳南书院校风淳朴，是一所具有二百多年历史且很有名气的国立男子学校。学校秉承尊师重教、厚德诚信、博学志远的办学宗旨，践行惜物怀才、饮水思源、勤学思远的教育理念及社会认知，高举应试教育这一现实主义旗帜，以期无缝对接科举考试，并以多出秀才、举人为己任。另外，在不影响学校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学校也大搞改革与创新，其中最为典型的要算学术打擂了，所谓学术打擂，就是学生可与老师比诗、比琴、比书、比画；如果老师会武，那么学生也是可以和他比一比的。岳南书院时下的办学特色就是这么循序渐进地继承与发展而来的。在过去的一年里，学校又有五位应考学生高中秀才了。这也是岳南书院在岳南县及岳南附近地区深受群众广泛赞誉的原因所在。
同治十二年，岳南书院已有在校学生近五百人，有九个不同届别的教学班。有在编教师三十二名，其中包含首席教师三名。学校占地一千五百亩，教室、阅览室、食堂、学生宿舍、教师宿舍等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开设有国文、数学、历史等三门主课，另设地理、音乐、武术等多门副课。
岳南书院仅有的首席国文教师名叫范佩稀。范佩稀，国文首席教师，男，汉族，三十二岁，字吾语，号品森，秀才，已婚，有一子一女。此人是岳南书院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这些年来似乎年年都被评为了模范教师。很多新生都是因为仰慕他的名气才来报考岳南书院的。正因为他是学校的一面旗帜，所以他的教学任务还是比较重的。俗话说，你付出多少你就会得到多少。这话放在范佩稀身上就再恰当不过了。显而易见，他的职场名气也是很大的了。范佩稀，三个字如雷贯耳，在岳南方圆三十里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虽然秀才不能和进举人、进士、状员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是在一个小地方，就象他所在的岳南县这样的县级行政区，他就是个名人；在岳南县教育界，他便是学界明星。这还真是验应了那句话，江湖有多大，鱼就有多大。再大的鱼，也得有它生长的环境，也得有它生长的历程。同样的道理，范佩稀能有他当下的今天，这也跟他人生中的各种因缘际会及其付出是息息相关的。
说到范佩稀留校任教的缘由，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十年之前，范佩稀以岳南书院学生身份参加了当年的科举考试，结果并没出乎老师意外，他如愿金榜题名，中了秀才。那一年，岳南书院全校只有三人喜中秀才，他便是其中之一，且成绩最好；时任校长一高兴，便特地地奖了他六佰两银子，并口头许诺他日后可留校任教。虽然范佩稀已经拥有了秀才文凭。但是按照当时的科举政策，他是可以到岳南县县衙当一名有编制的文书，但是不能直接就任县令；任县令得有举人文凭。即便这样，他的亲朋好友还是力劝他去县衙做事。说什么在那里做事轻松，不用风飘雨涮；在那里做事稳定，不会吃了上顿愁下顿；在那里做事社会地位高，没人敢欺负，在那里当差于自己于亲朋于好友都是有益处的；反正都是些诸如此类的观点与意思。其实，他们所说的这些好处，范佩稀他自己也不是不明白，只是他深知自己的性格与为人，觉着他不一定适应得了那种见了上级巴结见了下级摆谱的官场气候，更是把控不住那种迎来送往之中的高深莫测与拿捏技巧。权衡与抉择之中，他反倒是越来越迷糊，越来越犹豫。有些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他的一言一行，所思所想，全都被他的国文老师兼班主任看在了眼里，放在了心上。在随后的里子里，他那班主任老师亲自登门找他促膝长谈，但他老师一开口并没直接就给他指点迷津，一如在功课上帮他释疑解惑的那样，只是表示说，叫他出去玩一玩，散散心，回来之后再作定夺也不迟。他那老师话虽没有明说，但范佩稀心里却很明白，老师还是希望他能留校任教的。正是因为基于老师的意见，范佩稀不远千里，去三川省游玩了十五个月。据范佩稀本人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选择去三川省是因为在他出发的头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尊佛。三川省乐山县有一座奇大无比的乐山大佛。这也是国人众所周知的；范佩稀再怎么说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么点地理小常识在难不倒别人的同时，同样也是难不倒他范佩稀本人的。所以他便毫不犹豫地追“梦”而去，直接去了三川省乐山县乐山大佛景区。欣赏完三川乐山大佛之后，第二站他去的是驰名中外的八寨沟风景名胜区。前面的两站他仅仅只是小玩小闹，他把他的绝大部分旅游时间都落实到了他的第三站上，即三川省省城陵都及其周郊地区。那次旅游归来之后，他心无旁骛，决定到母校岳南书院从教，以回报母校的教导之恩。
这一年，欧阳杰和欧阳林已在岳南书院就读书五年有余，他们俩是对双胞胎。几年前，他们的父母已都先后去世了，留下他们俩相依为命。那他俩算不算孤儿呢？这个问题也许没有标准答案！就象他们父母当初问他俩何时成婚？他俩总以年纪还轻为由进行敷衍、推托，弄得他们父母也得不到准确答案一样。
这五年来，欧阳杰在岳南书院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无人能敌。特别是国文课，更是不在话下，早已出类拨萃，遥遥领先，独占鳌头，堪称班级及学校的风云人物。假以时日，大有“青出蓝而甚于蓝”之势。他以诗词见长，其杂文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也有些许味道。可以想见的是，他在岳南书院有着极高的威望与人气，随便走在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在这一点上，他的弟弟欧阳林就和他没得比了。欧阳林和他哥哥欧阳杰是同班同学，他天资聪明，喜好大胆发言，善长搞怪与搞笑。他的学习成绩一般般，其课堂纪律感也不是很强。要不然，全班同学怎么都知道，他们的范佩稀老师有两怕：一怕欧阳杰提问；二怕欧阳林捣乱。
岳南书院座落在岳南县城北郊的一片广阔的地面之上。从外观上看，它与其他学校也别无二致，也有着一个近似四方形的围栏。围栏高约三米，呈栅栏状，是木结构的，皆由上等实木拼接而成，而且那些实木都是涂涮过桐油的，目的就是为了防雨防腐防虫。南面的栅栏居中处，有一个宽六米高五米的门亭，门亭的正上方有大大的个额匾，上面写有岳南书院四个大字。沿着栅栏的东、西、南、北这四个侧面，长着六排参天古树，最外面是一排水杉，居中的是一样各两排栾树和乐昌含笑，最里面的是一排樟树。没人偷伐，没人伤害。那些树木长势很好，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看上去显得很茂密，也很齐整。古言语“种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那片林子没有引来凤凰，倒是一些鸟儿，不请自来，它们各占树头，在树上安营扎寨。正因为学校是一幅“鸟在林里、林在校里、校里有林、林里有鸟”的景象，因而学校校门右上方很早以前就多了块木制铭牌，上面残留着六个模糊的红色小字。全神贯注外带连猜带蒙方能认出那六个字就是“绿化先进学校”这么个意思。因为那块木制铭牌都有些腐烂了，因而写在它上面的那些红漆字也就有些斑驳了。就是这么个破铭牌，在教学先进学校、学风先进学校、卫生先进学校、师德先进学校、武术先进学校等其它几块铭牌簇拥之下显得极为显眼，也极为刺眼。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觉得它挂于校门旁有碍观瞻，先后几次提议换块新的。前几次，碍于上下级关系，每一次都被那时任校务长礼貌性地一一谢绝了。最后一次，见实在是不好再搪塞对方了，那时任校务长便据理力争，振振有词地解释说，换块新铭牌的确是很容易，取下旧的，钉上新的，也不费什么力，也就是分分钟的事。但您们都莫忘了，这旧铭牌有它旧铭牌的好处，沿用这旧铭牌好就好在它越旧越有历史厚重感，要是象现在这样保持原状，再加上我们学校一园子的参天古树，我们学校的历史厚重感就丰富多了。我觉得让我们学校多保留一些象这旧铭牌这样的标志物。于学校而言，是大有好处的。这旧铭牌呀，它不是衣服，是文物。衣服是越新越新潮越好；而文物呢？却恰恰相反，它是越旧越年代久远越有价值！所以我认为还是继续沿用这块旧铭牌的好，没得必要去“以新换旧”的了。那位主管部门负责人见那时任校务长说的头头是道，于是便没再固持己见了。这事就这么搁置下来了。自那以后，就没有人再提同样的意见了。
从这一点上来讲，这旧铭牌既是学校弥足珍贵的历史荣誉，同时也是学校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更是记载并点赞了那时任校务长那份敢于据理力争的职场魄力。但是说来也巧，自打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当年颁发给学校那块木制铭牌以表彰学校在校园绿化方面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之后，岳南书院就年年都被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评为绿化先进学校了，只不过那旧铭牌依然沿用至今，不曾更换。至于当年到底是哪一年？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了，包括时下学校上上下下的领导与教师；如果硬要是想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话，那就得好好去查阅查阅《岳南书院校志》以及《岳南县志》了。
六排大树站得那么的有规则，那么的有纪律，就象一个绿色的防城河，忠诚且象征性的庇护着岳南书院，并滋氧着校园里的全体师生及教师家属。学生与教师的宿舍分别座落在校园的东、西两侧，而校园的南北两侧则分布的是教学设施。在学校栅栏的东边，是块三百亩大的稻田；在学校栅栏的西边，是块三十亩大的菜园；在学校栅栏的南边，是个三百亩大的大鱼塘。
说到这儿，就有必要说说了。学校为什么要种粮、栽菜、养鱼呢？难不成是学校要办校办农场？不，学校的主要职责是培养学生，而不是培养农业劳动力。再说了，农村学生也用不着跑到学校来学农技，那些农技他们其实在家里早已经学会了；至于县城里的学生，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根本就没必要到学校里来学农技，学了也是白学，学了也没什么用武之地，因为县城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农田以供他们学以致用，进而施展学艺；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技原本就和他们的学习与生活并没什么交集。那是学校办学经费不足吗？不，岳南书院是所国立学校，不存在办学经费足与不足的问题。那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就是那是一位已故老校长生前的决定。
那位当时已年过半百的已故老校长，早已看透并悟透了很多事情，于是才便有了他那高瞻远瞩、未卜先知的先知之明以及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让师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劳作，能让他们强身健体；也能让他们亲身感受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内涵；同时还能培养他们自己动手、知衣知食的劳动精神。更重要的是，能让他们在劳作之中潜移默化地继承勤劳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也许有人会觉得，那已故老校长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疑似是在舍本求末、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其实不然，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想法是英明的。从看得见的方面来说，学校食堂倒饭的现象较之以前少了不少，学校领导招待各界各级领导时知道精打细算了。从看不见的方面来讲，学校的社会捐助公一天、母一天，时而多，时而少；官府的计划外拨款也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这部分进帐就象靠天吃饭的粮田，收多收少全得看是否有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这样一来，学校的助学基金和助师基金有时就会出现捉襟见肘的境况。古人云，求人不如求已；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正因为如此，当学校有了未雨绸缪与防患于未然的办学思路作指导、有了稻谷、蔬菜与家鱼作支撑的时候，那些所谓的三好学生以及其身附的“品学兼优”等此类的荣誉就不仅仅只是字面和口头意义上的了；那些为了孩子上学而砸锅卖铁的家长的担子也就轻了；那些孩子多、家庭负担重的老师也就会眼笑颜开，能轻装上阵，安然讲课了；学校也就更加的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