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真不怪赵无极。赵无极能够发出这样的疑问,说明他是非常清醒的。
华夏的乡村治理,或曰基层治理,一直到21世纪都还处于探索之中,而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网络上的名言“别把村长不当官！”就是农村政治最真实的写照。
由于体制的原因,华夏的“官”与“民”从来就是分裂为两个体系的,用戏剧语言来说,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相交,互不相干,互不相属。
从官的角度看,华夏是流官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几年就要挪地方;同时,华夏对官员的考核,从来是来自于上级,或升或迁,都是由上级说了算。也因为如此,“面子工程”就出来了,上级管那么多地方,他有看到什么,他最多也只能走马观花,看到面子上的东西,也因为如此,后世流行一种“数字出官”的说法。
“数字”即“gdp”。我们不怀疑这个数字的真假,姑且算是真的吧。我们设想一下,这个真实的数字,对老百姓的意义在哪里?网络上有个笑话,是讲某几个笑星的对答。
赵笑星:请听题,你房子的面积是10平米,你邻居的房子从0平米变成了100平米,请问你的住房面积增加没有?
范笑星:没有。
高笑星:错！你的平均住房面积增加了45平米。
这个笑话,普通人一听也就一笑了之,因为这就是现实的“无奈”;但是,这个笑话的经济学意义却截然相反。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华夏形势一派大好,神马神马我们去年增长了多少多少。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讲,每一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就意味着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生存条件的恶化。
真要说住房面积的增加,这样的数字才有意义:华夏有多少户人口(有数据的),有多少户住别墅?有多少户住大房子,有多少户住小房子,有多少户是按揭买房,有多少户还没有房(要统计很容易),去年或今年,有多少人第一次搬入了新居,有多少人换了别墅?
对于基层干部来说,一年或者几年都难以见到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对一个乡的认知,最多是来自于地图上的名字,或者官员名单,此外,则只有报表上的数字了。
这是从官的角度讲,华夏的传统,决定了官只会对他的上官负责,至于下面的“民”,原则上抹平,不出事就行。
再从民的角度分析,民与官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因为官的工资由上级发,因为官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即便自己给官送点礼,也给自己换不来实际的发处,官不可能直接把好处给自己,因为管着自己的并不是官,而是乡村治理结构最重要的一环:村——支书和村长。
譬如,我家要翻修房子,要批点宅基地,这个,找官是不行的,得找支书或村长;他们批了后,才能拿到乡上找官批,而一般情况下,官都要批,否则,就会造成官与支书、村长的对立,不利于官开展工作,当然,官也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原来的房子是宽还是窄,是否够住的问题,他只能以村上批的文件为依据。
譬如计划/生/育,真正了解情况的,是村支书、村长以及妇联主任神马的,官,是不了解情况的,即便你挺着个大肚子走到官员面前,哪怕你就是二胎、三胎,他知道吗?说不定,他一高兴还会祝贺你两句,要生个大胖小子呢。
此外,在这个特定的时代,甚至到了21世纪,村民的命脉也被支书和村长抓在手中:困难补助,由村上说了算;项目扶持,由村上说了算;是否出工出力(以工代赈,相当于义务工,譬如某著名的渠,就是这样建设起来的),由村上说了算;你家男人是否结扎(计生专业词汇),你家女人是否安环(计生专业词汇),你家老人的坟地(干涉较少,但亦有),你家孩子是否能上初中(推荐上学年代)等,没村上表态,神马都没有。
在特殊年代,如果一个农民想要进县城(需要在县城住一天那种),没村上的“路条”,连村子都出不了。
一句话,村,拿捏着村民的所有经济与政治前途,关系不错的,每有好事都能轮上你;关系差的,每遇不好的事肯定跑不了你。
而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家族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你姓张,即便华夏第一大姓,但在斑竹河村却只有你一家或三两家人,你想当村长或支书?想都不要想！因为人都不是傻子,自然知道其背后的实际利益有多少。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村民敢向赵无极说真话吗?你干得好,三两年就走了,留下村民祖祖辈辈在这儿受支书或村长的打压?
或许有人很天真地问:难道,农村就没有法律了?农村当然有法律,如果你当众杀人肯定也要被判刑！但是,你家的猪今天被毒死了,你家的鸡明天不见了两只,你家的瓦房后天被一块石头砸了一个洞,你找谁,找警察给你赔鸡和猪?(未完待续。,、,
ps:今日依然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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