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南明搞出来无数次党争，导致南明丧失了好几次绝佳的机会。
其实，这倒不是南明独有。大清朝在这方面也有烦恼，这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大清朝当初为了稳定政权，大量使用了明末遗臣。这帮人当年就是靠党争起家的。
狗行千里要吃屎，狼行千里要吃人。你要指望这帮人消停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憋的了一时，憋不了一辈子。
在多尔衮时代，鉴于多尔衮本人就是个牛人，要想在他眼皮子底下耍花样，那是找死。曾经倒是发生过一起党争的事情：浙江道御史吴达曾经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孙之獬等人，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试图挑起党争，结果精明的多尔衮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双方闹了个两败俱伤。
大家发现在多尔衮手下搞这些，哪一家都别想捞到好处，所以多尔衮时代，大家是比较安静的。
不过要说多尔衮时代，最大的党争，恰恰就是多尔衮和其他不服多尔衮的势力，其中包含我们熟知的济尔哈朗、豪格等人。
不过由于多尔衮太猛，反对多尔衮，要么挂了（比如豪格），要么只能装孙子（比如济尔哈朗）。
由于多尔衮专权这个事情搞得太典型，前车之鉴，从顺治开始，清朝的各个皇帝就开始总结历史上各朝代的经验，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分化大臣权利，防止出现多尔衮第二，逐步建立了一套非常实用的加强君权的制度，当然最后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雍正，其标志是军机处的成立。
在顺治朝，福临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要想大权独揽，首先要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前面已经介绍过八旗制度，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出，八个旗主的权力实在是不小，一旦他们搞联合，连皇帝都不一定能镇住。顺治显然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一下子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你要从别人手里收回权利，即使是皇帝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不满。
历史上，从权臣或者功臣手里收回权利，搞出了无数的政治事件，刘邦对韩信、杯酒释兵权等等。说明这个事情的确不太容易处理好。
福临对这个事情，是一步步来的。先是借着清算多尔衮的机会，顺势把正白旗收归囊中的，加上自己亲自掌握的两黄旗，这样顺治就握有三旗。
顺治是个聪明的人，前朝的朱允就是血淋淋的例子，他因为收回藩王手里的兵权，最后连皇帝都没得做。其实八旗的议政王同藩王也没什么两样。
既要平稳过渡又要削弱议政王的权利，怎么办呢？
顺治聪明就聪明在这个方面，他也不削议政王的兵权，他把诸王的地位调低，把八旗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他掌管的三旗自然是“上三旗”，其他五旗就是“下五旗”。通过这个方式，顺治小小地削弱了一下议政王的权利。改革，要改而不革才能成功，顺治显然深谙这方面的精髓。
其次，济尔哈朗由于清算多尔衮立下大功，一下子重新控制了军国大权。虽然济尔哈朗对福临可谓是忠心不二，但顺治显然没有被济尔哈朗的忠心冲昏头脑。他很清楚，济尔哈朗代表的是满清贵族保守派的利益，虽然顺治很不喜欢多尔衮这个人，但是不可否认，多尔衮的政策是很好的，相比之下，济尔哈朗就是个老古董，要啥都听济尔哈朗的，那估计就抓瞎了。所以对于济尔哈朗，顺治在地位和经济上给予了很高的待遇，不过权利上，该收回的还是要收回来的，你就好好养老就行了。
再次，顺治取消了亲王管理政务的制度，中央的部长基本上由王以下的满汉大臣充任，直接听命于皇帝。
就这样，通过一些列的运作，年轻的顺治把大权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当然，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孝庄”太后的指导，这个女人可是个老江湖。
顺治抓了大权之后，根据需要，他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
当皇帝是不容易的，要当一个开国皇帝更加不容易，虽然顺治不用像一般的开国皇帝一样要从造反开始他的革命事业，但是南明那帮人毕竟还在垂死挣扎，准备随时抢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