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
再说，两委员并没有具体地涉及到哪一个领导，只是针对一些事例，提出了一些诚恳的意见，虽也隐喻了在某些项目的投资建设中不能排除腐败的可能，可也没有说谁谁谁搞了腐败。倘若为此大动肝火，收回报纸，撤销这些发言，岂不是压制民主，堵塞言路吗?再更深一层说，既然你做得堂堂正正，既然你为政清廉，既然你在那些项目的投建上问心无愧，为什么这么惧怕别人提及那个话题，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这不是不打自招，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霍小宝始终认为这个层面的领导干部有良好的政治修养和领导水平，也有高于他人的谋略与城府。平时，他都很尊重他们，见了面总有一种诚惶诚恐之感，没料到在对待这件事上却显出了他们另一面，这就是由过分的脆弱而派生出的过分的浅薄，由权力的过于集中造成了由情绪决定下的狭隘与片面，从而，从他们的身上也体现出了普通人常犯的错误，恼羞便会成一怒，成怒就会失去理智，失去理智就不计后果。
霍小宝瞎想了一气，下班时间就到了。
中午，霍小宝到楼下的小笼包子馆要了半斤包子，一瓶啤酒，把自己给打发了。
最近一段时间内，霍小宝中午一直不回家，就近到街上随便吃点，回到办公室躺到沙发上眯一会儿就上下午班。他知道回到家里也是冷锅冷灶，还不如不回。张桂花一直带着孩子在她娘家吃住着，他明白张桂花是有意冷淡一下他，好让他上丈母娘家给她说上一通好话，再把她接回来。女人大都有这种小伎俩。
过去，霍小宝就是这种小伎俩的忠实的执行者。家里一旦发生矛盾，张桂花就带着孩子逃到了娘家，过上几天，霍小宝上丈母娘家说上一通好话再把她接回来。现在不用了，霍小宝早已对这种游戏乏味了，早已对张桂花厌烦了，他巴不得她永远住在娘家不回来，他好落个清闲自在。
回到办公室里，他给梅子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梅子就给他回了电话。两人说了一阵情话，就约好了晚上见。
最近，霍小宝与梅子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了。有时，他为了省去上宾馆登记房间的费用，还偷偷地把梅子带回来。起初，梅子不敢来，说太恐惧了。
霍小宝说，不要怕，有我在，你什么都不要怕。我巴不得让她知道我们的事，这样，我不离婚她也会主动离的。
梅子说，你真的是为了我而同她闹离婚吗?
霍小宝点点她的脑门儿说，小东西，我不是为你再为谁呀!
经霍小宝这么一说，被称作小东西的梅子就像青藤缠树一样，把个霍小宝死死地缠了起来。于是，霍小宝就更加下了决心，为了幸福的生活，要下决心进行一场家庭革命。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讲过一段话：“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失去的是枷锁，得到的是自由。”为了自由，他打算不惜流血，但不愿意去牺牲。
刚刚躺到沙发上，电话机响了，一看是陈部长的号码，霍小宝一骨碌翻起来就去回电话。他预感到陈部长打电话，肯定是过问报纸出错之事，他也正想了解其中还有什么内幕，以及市委、陈部长对收报事件所持的态度。
电话一通，陈部长就说：“小宝，报纸收得怎么样了?”
霍小宝说：“王总编早已作了部署，现在是全员出动，已深入到各单位、公用售报亭，以及公共场所了，估计不会流失太多。”
陈部长说：“小宝，你对这收报事件是怎么看的?”
霍小宝摸不透陈部长说话的用意，但，他至少从陈部长说话的语气上感觉到了一点什么，就只好实话实说：“我觉得这样不妥，本来人们不太在意报纸上的内容，一收报倒起了一个广告作用，把人们的好奇心都调动到了这份报纸上，真是欲盖弥彰。”
陈部长说：“小宝不愧是我们宣传部出去的，看问题有一定辩证性。你房子里没有人?”
霍小宝忙说：“在办公室，就我一个。”
陈部长说：“小宝，我可以把实情告诉你，这次收报的决定不是我们宣传部，而且市委都压根儿不知道。无论是谁做的决定，这都是对民主的一种强奸和压制，也是对新闻宣传的干预。你不是有几个在大报干记者的朋友们吗，你可以通过他们，曝一下光嘛。我看盖子还是捂不得的，该曝光的还必须曝。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霍小宝说：“我明白部长的意思，下午我就打电话联系联系。”
陈部长说：“小宝，这事儿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千万不要把我的意思泄露出去。你同大报的记者怎么联系你看着办，但一定要把握好，也不要把你暴露了，暴露了不好。”
霍小宝说：“请部长放心好了，该注意的我一定会注意。”
放下电话，霍小宝觉得情况远比他原来估计的还要复杂，就是说，这里面已经渗入了主要权力者之间的明争暗斗，也许是以这一收报事件为契机，将他们之间的争斗推向一个高潮，最终将一方击败，胜者再对所有的权力来一次再分配。
那么，霍小宝能不能分享到这种权力的再分配呢?他实在没有多大的把握，但他确信，只要黄市长不再当市长了，他就有可能代替王一飞。看来收报的决定肯定是黄市长下的，也只有他才有胆量不通过市委下那个决定，别无他人。
如果，黄市长仍然当着市长，他会不会因为报纸上出了这一漏子而怪罪王一飞，会不会因此而把王一飞扒拉了?霍小宝想怪罪肯定是会怪罪的，但扒拉的可能性不会太大，因为王一飞毕竟是黄市长一手提起来的人，是属于他的那个权力场内的；即使出了漏子，也不是王一飞有意的，就好比儿子端了一碗饭去孝敬老子，不小心绊了一下，把饭溅到了老子的身上，老子至多是骂上几句，绝对没有不再认儿子的说法。
这其中的道理，大概是相同的。这样一想，霍小宝觉得自己也挺滑稽可笑的，早上还以为市委、市政府都在怪罪报社，想必王一飞难以脱了干系，心里好好地窃喜了一阵，没料到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要想让王一飞给他腾位子，并且，腾了位子还能顺理成章地坐上去，他就必须制造一颗由这个权力场射向另一个权力场的子弹。那么，究竟制造不制造这发子弹呢?他想，他还是要制造。为了梅子，他要制造!为了了雯，他要制造!为了司机老仇，他也要制造。为了自己的幸福，他要制造，为了找回他失去的自尊，他要制造!
霍小宝抽了支烟，还是难以抑制因“制造”带来的不平静，便给向涛打了电话，想从他那里了解一点实情。
在报社里，霍小宝惟一看好的记者就是向涛。现如今，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新闻界也弥漫了铜臭气，好多记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已经丧失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可是向涛还仍然固守着他的那方净土，目光始终盯着老百姓关注的热点与焦点，因而也写出了不少深受读者好评的反映老百姓心声的好稿件。
去年，他写一篇《县官，一年消费知多少?》的稿子就很有正义感和独特的视角，但王一飞却把它毙了，说稿子写得好，就怕发出来引起别的麻烦。向涛一气之下就把稿子投寄给了北京的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不日，那家报纸就刊发出来了，随后，全国各地的许多报纸都作了转载，有的还加了编者按。
那篇报道的内容大致是这样：记者曾暗地对一处级实权的单位的一把手的全年费用作了调查，调查表明，一个年均工资收入只达6000元左右的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地区，养一个正处级要花22万元。
这位实权单位的正处级(一把手)一年的工资收入13200元；专车一年的费用为21420元；小车司机的年薪为11800元；两次旅游费为38000元；出国观光费为54000元；与单位毫无工作关联的吃喝费36800元；与单位毫无工作关联的礼品费为44000元。共计耗费为219220元。按全市平均工资水平算，这219220元相当对36个半人一年的全部工资，这219220元，可安排近50名下岗职工。
记者为此呼吁所有的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不妨为自己算个账，养你需要多少万?
这篇报道既给向涛带来了声誉，同时，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麻烦之一是，他家的玻璃一晚上连着被砸碎了好几块，还差点儿伤了人。麻烦之二是，匿名电话恐吓电话接二连三，骚扰得他连正常的电话都不敢接了。那些日子，报社的好心人都很关心向涛，劝他别单独上街，晚上别出门，多小心多留神，过一阵子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向涛却乐观地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敌人越猖狂，说明我做得越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