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最强的反对力量因此就可以避过了。
但是余下呢？
不要说泾原路真的有许多荒山野陵，即便江东圩，因为产量问题，虽然看上去人口数量膨胀成为宋朝未来的隐形危机，但还远不及后世人口稠密，所以一圩之内沟塘湖渠同样也不少，这些不仅能载茭种菱，还能养鱼，如果科学放养，又能养一些鹅鸭。实际若是专人专门经营，一亩水面一年收益也会达到一贯钱左右的。
当然了，所谓的无主之地那是一个笑话。
真正的无主之地，即便给人免费承包，也没有人承包，因为哪里肯定是太偏远了，无法开发。
能开发的地区，怎可能是无主之地。
然而奥秘就在人多力量大，有了这份诏令，而这些山陵滩涂湖泽又不确实不在田册上，却让一两个豪强侵占，原来没有办法了，现在有了机会，其他百姓乐不乐意。
老百姓害怕韩忠彦，但会不会害怕张三李四，并且怕到要命的份上？
那么一村几十户百姓串通起来，即便张三李四有威望，也无法阻止了。
如此，这些山陵滩涂湖泽，就能很好地开发起来，余下的百姓也随着瓜分承包费而受益。
然而这些张三李四们，既然能公开地霸占着这些山陵滩涂湖泽，同样也是不好惹的，甚至与各州县许多胥吏关系都不错。想一想他们会不会甘心让其他人将这些地区承包过去？
或者比如王安石的方田均输法吧，那么兴师动众，最后方了多少田？
为了不使这道诏书成为一张废纸，为了让其他百姓看到朝廷的决心。王巨在让一步的情况下，余下的只好施狠手了，各地州县官员不作为者，一律贬退。如果各地豪强敢公开刁难阻碍者，一律着重处理，出人命了斩首，不出人命，只要稍一过份。立即处以流配之刑，甚至将其本人从南方强行押到陕西路劳动改造，用之减轻陕西路百姓的力役负担！
然而这样干，全国必哗然一片，包括泾原路也有许多豪强抗议之！
韩韫答道：“实际此举，太保早就想过了，本来打算今年年底等银行司分红出来，正好各州县各等户数量也送到朝廷，有了说服力，太保才打算推出此举。但是王公薨逝。将太保计划打乱了。因此有什么计划安排，必须今年就要执行，明年春天稳定，随后太保才能放心地来陕西路。”
其实韩韫也不是太赞成。
不仅这项举措，还有那三千万，无疑露了底。
在他想法中，王巨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必要非要想着圆满，圆满过头，弄不好就是画蛇添足。
但王巨没有停下脚步。又推广广告牌制度。
先从京城开始，在御街两边廊街的另一侧，或者州桥、大相国寺等繁华场所，让衙役屹立起一个个广告牌。并且置有遮雨棚，每一个牌位准备商家张贴巨大幅广告，根据人流量多寡，每一个广告牌每月收费从五十文到一贯之间。
不要问私人就没有办法张贴广告了，还真没什么好办法，宋朝商业发达。许多临街的房屋都打通开成邸店了，会不会让你张贴广告？或者自己立广告牌，但莫要忘记了，其实古代各城市也有专人管理拆迁违章建筑、卫生、巡逻、示警，有时候还派卫士掌管，比如左右金吾，其中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城管！
官府立广告牌没问题，但会不会让私人跑到御街上随便立广告牌。
而且它收费也不贵，宋朝也有许多原始的广告意识，比如树立旗幡吸引客人前来。
不点醒不知道，一点醒还是有人想尝试一下的。结果还真管用……
其实它的收费真的不高，只是胜在量多，整个宋朝三百多个府州军监，一千多个县，几千个繁华集镇，每一个城镇那怕收取一千贯，积沙聚塔之下，最后数量也会吓人了。
事实今年才推广，就收益了二十几万贯，明年一年全国收益达到了一百十几万贯，后年整涨到了两百余万贯。
两百余万贯，就是对于宋朝，那也是一笔不菲收入了，最少支付了一半以上对免役钱的补贴！
但惠政还没有结束，这道诏令下去，朝廷又拨出一千六百万贯，再度分给各州县，用于基础建设。
冬天到来。
司马光来到京城，献书了。
其实这本资治通鉴很早就著好了，但司马光一直未献上来，然而等时机，越等越没有希望。
这时献书，时机也不当，不过因为这个承包山陵滩涂湖泽，确实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纠纷，也许是唯一不是时机的时机了。
不过这本大部头史册，确实是一本了不起的史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册。
史书本来就很重要，不仅是以史为鉴，它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手段，就象印度，它不是没有历史，然而没有相关的史册，再加上西方诸国的不断入侵，所以文明中断。
在古代，对修史就那更重视了。
而且司马光也老了，赵顼便亲自接见了司马光。
司马光趁机说了几件事，第一就是银行司。银行司执行了两年多，赞扬的远超过反对的，确实有效果，而且若没有银行司，王巨如何推行种种惠民政策。
不过软毛求疵了，还能找到其缺陷的，那就是亏本的商人。这种低息下亏本，真的与朝廷无关。不过做生意总的是有赚有赔的，并且赚的人比赔的人多，特别王巨对于大额贷款派专人跟进后，使亏本的商人进一步地减少。即便赔本，如果赔得不多，还是能尝还的。但有极少数不但赔本了。而且赔得一无所有。这个就无奈了，银行司明为朝廷部司，也是在做生意，于是查没其房宅田地作坊。再将其卖掉，以收回贷款。
其实走到这一步的商贾并不多，银行司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即便卖掉其抵押的房宅田地，多半还不能将本金收回来。
但在司马光收集下。十几起因为银行司卖掉其房地导致一家人生活格外凄惨的事例，便收集上来，然后一一举列说了出来。
章惇很恼火，说：“司马公，今年银行司放贷超过了两亿贯，你只举出这十几例，如果这些钱贷落在高利贷商贾手中，会出现多少倾家荡产的现象？”
“章子厚，你没有资格进言，试问你的子女在两浙路做了什么。”
指章惇在交趾路时。他的儿子强行用低价收购了昆山某户许多良田，最后事发，朝廷不便将章惇调回，但将章惇许多职官拿掉了。
章惇脸臊得痛红，王巨冲他暗中打了一个手势，让章惇不作声，且看司马光如何借着献书之功的表演。
然后王巨又翻开着这本新资治，看了几段，心想，私货真多啊。
不要小看了这些史册的影响。就象商鞅，其实真的不错，然而因为司马迁的一本史记，商鞅便成了千古之奸雄！
但王巨也无所谓。不仅他在宋朝带来的变化，还有彼岸，如果彼岸现在依然只有几十万百姓，那翻不起大浪的，但渐渐逼近千万百姓，一百多万户。想一想唐朝从两百多万户到天宝近亿人口，用了多长时间。
这番功绩，岂是一本史书能抹黑的？
司马光又说，或如广告牌，看上去民不加赋而国自用，但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商贾乃是一群见利忘义之辈，现在朝廷主要替商贾宣传，成何体统？或者就象王安石那样，雇**卖酒，必成为千古笑谈，大宋之耻辱。
再到山陵滩涂湖泽，朝廷为了赚取那百分之五的税赋，让天下骚然，臣著史册，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何曾有过这样的故事？
王巨放下这本史册，问：“这些政策不好，那依司马公之见，当如何之？”
“二十年不兴兵也，国家自然富强。”
“先帝时，我朝对西夏十分尊敬，为何西夏派大军讨伐我朝？”
“如果不是引伴使高宜无故拘押西夏使者吴宗，西夏如何讨伐我朝？”
“你是说吴宗来到顺天门外，按例要去垂拱殿拜见先帝，吴宗拒不见，高宜一怒之下，才禁之于厩，高宜是做错了。或者说吴宗比先帝更要高贵，或者说，西夏乃是我们大宋的父亲，不能得罪！”
“王巨，老夫非是此意，而可以用其他手腕化解之，非是拘于马厩，如果西夏这样对待我们大宋使节，大宋当如何待之？”
“如何待之，我们大宋使节只能去宥州，连兴庆府都去不了，还谈什么皇宫的马厩！就算我们大宋不对吧，得将西夏人当成父亲，包括先帝与陛下，当以子待之。但我再问你一句，大顺城之战，是我与蔡公发起的，看似浩大，但在商贾资助下，朝廷拨出的钱帛并不多。再往前推，庆历战争过后，仁宗罕用兵之，顶多就是南方侬智高叛乱，花了一些钱帛。最少不能让侬智高真的占据岭南，割据一方吧。然而为何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的后果，是国家积欠一亿六千多万！”
“王巨，一时意气，六十万百姓丧魂于西北。”
不是说后果吗，这就是后果。
“你修了这本史册，记录了从战国到我朝开国所有重要的事务，武则天杀程务挺时，为何突厥人拍掌庆贺？郭公南下，死了那么多军民，仅是击败了交趾……或者说我是屠夫。就算是屠夫吧，但我当时若在朝堂，会不会有这两场惨败？当然，朝廷非是我一人善长军务，章质夫在西北比我更善长军务。唐明皇穷兵黜武不对的，但兵伐吐蕃对不对？难道因为败了就不战了吗，举国投降吗？可如何再战，因此我不去西北，而是先在朝堂整顿经济，我长就长在经济水利上，而非是军务。但我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也不行。或者听你的安排，你能将这个国家变得富强吗！”王巨一连串的责问。
最后又说道：“大宋需要做事的人，不需要卖嘴巴的人！”(未完待续。)